历历在目的乡土文化 忆60-70年代的社会生活

　　20世纪60-70年代是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革的时期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：物质相对匮乏但精神高度统一，集体主义色彩浓厚，人际关系紧密且质朴。对于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这是一段充满艰辛却也蕴含深情与奋斗记忆的岁月。

　　一、方面经济生活

　　凭票供应与精打细算，这一时期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，物资供应紧张，日常生活离不开各种票证。购买粮食、食用油、布匹、肉类及自行车、手表及大件商品都需要相应的粮票、油票、布票或工业券。“有票没钱买不到，有钱没票更买不到”是当时的真实写照;在饮食结构方面，平时主食以粗粮为主，如玉米面、红薯、高粱，细粮(白面、大米)仅在节日或招待客人时使用，副食品种类较少。冬季主要依靠储存大白菜、萝卜和咸菜。逢年过节能分上肉(当时猪肉每斤7角多)豆腐是家庭最大的喜事。平时抽烟都是抽烟片(烟叶揉成细末)，遇到办红白事才能抽上机制烟如百花牌香烟0.17元/盒。前进、冬梅牌香烟0.20元/盒。经济牌0.09元/盒。冰棍两分。食用盐0.15元/斤，酱油、醋0.12元/斤，火柴0.02元/盒，农村红事就是新密当地13碗花席，白事就是大锅菜。红白事都是简办，红白事上礼1一2元左右。每逢过年时，小孩压岁钱1角到1元不等。3、穿着打扮，服装款式简单，颜色以黑、蓝、灰、绿为主，“新3年旧3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”是普遍现象，农村粗布占主导地位。中山装、列宁装、军便服是有钱人才能穿上。拥有一件“的确良”衣服或一双塑料凉鞋往往令人羡慕。一双凉鞋烂了，粘了又粘，继续穿是正常的事情。家庭妇女趁农闲或者夜晚纺花织布是常事。“头一伸白纱巾，腰一拧灯草绒，脚一抬皮底鞋”成了时尚奢侈品。

　　二、生产组织方面

　　集体劳动与工分制。在农村人民公社、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。生产队是最底层组织，生产队一般有队长、副队长、民兵排长、会计和保管员组成队委会班子。那时提倡“老、中、青”三结合。还有就是掺沙子，即一个生产队有几个大姓氏。尽量达到各姓氏应有一个人参加队委会，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。

　　1、农村工分制。农民参加集体劳动，按劳力强弱和年龄情况评定工分，年底根据工分总数分配口粮和现金。如男劳力每天10个工分，女劳力每天8个工分，学生3-5工分/劳动日。每户上交一筐粪，记5分，学生割草交饲养室，每10斤草给记1工分。一个劳动日日值几分钱到几角钱，队长派活，记工员记账，社员听到钟响上工干活，这是一种日常生活节奏。

　　2、生产队特殊人员。饲养员(饲养生产队的大牲畜如牛、马、驴)。磨豆腐喂猪人员即：平时磨豆腐搞副业、生产队收入、豆腐渣喂猪垫粪、小拖拉机手(司机)，还有其他如放羊人员都为生产队做出一定的贡献，也给记相应的工分。

　　3、农田建设。六七十年代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如我们小刘寨村在七一年修建的盘石山电灌站，修建兴王岗组水库，平整竹园沟、小刘寨、三岔口等组的土地，还参加了公社组织的修建泽河、红石峡水库等工程，虽然劳动强度大，但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，为将来的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4、发展经济。有条件、有头脑的大队、生产队干部也注意到发展经济，增加集体收入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。如我们密县苟堂公社小刘寨大队在支部书记王书成的带领下于1968年开始建设造纸厂。六九年建成投产，集体收入显著增长。70年代大队购买了大拖拉机两台。解放牌汽车1台，给各生产队购买化肥。大队盖起了全县第一所办公大楼，改善了条件。大队成立了宣传队，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。三岔口组在队长刘国顺的带领下，制备7套手工抄纸设备，进行手工抄纸，生产队收入高，成了全公社的致富标兵，购买了小拖拉机，安装上电磨，逢年过节给群众分肉、豆腐、食盐和生活用煤，购买了化肥，打了机井，粮食产量翻翻，极大改善了生产生活水平。

　　三、社会风气方面

　　淳朴、互助与精神激励。尽管物质条件艰苦，但当时社会风气较为清朗，人与人之间信任度较高，贫富差距极小。

　　1、邻里关系：街坊邻里之间知根知底。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，并非虚言。谁家有事，邻居会主动帮忙。借米借面，照看孩子司空见惯，缺乏隐私空间，但也充满了人情味。

　　2、精神风貌：全社会推崇艰苦奋斗，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学雷锋活动深入人心，助人为乐，被视为高尚品德。人们普遍怀有建设国家的理想，集体荣誉感强烈。各生产队积极交纳爱国粮，为国家多做贡献。

　　3、社会风气纯正：小偷及各类犯罪分子很少见，贪污犯更是少见。即使是有犯罪人员，每年举行的批斗会，将其批倒批臭，让其终身翻不了身，打击力度之大，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。

　　4、文化生活：娱乐方式相对简单，但参与度较高。新密地区农户有唱说书戏(坠子书)的风俗，谁家唱说书戏，周围邻居都会去他家听戏，过过戏瘾。县剧团若是到本地演出，周围数十里的群众都赶来看戏。农闲或春节的时候会参加下棋、推铁环、捣纠、跳绳、踢毽子、走方格、摔四角、撂窑儿等活动。后来有电影就看电影，尤其是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等，听广播，读小人书，唱革命歌曲，如《东方红》、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、《南泥湾》等。

　　四、特殊群体与事件记忆

　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8年12月到1978年10月结束。1968年12月，毛主席下达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。从此，数百万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这段经历带来了城乡文化的碰撞，也让一代人经历了特殊时期。如我们的小刘寨村，于1976年10月接受了一批男女知识青年，当时的男女知识青年共有27人，大部分都是郑州矿务局的，也有本地的，这批人被分配到8个生产队。在两年的时间里学会了干农活，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教育，这段难忘的记忆，在小刘寨村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

　　1、合作医疗：1968年，湖北一名“赤脚医生”叫覃祥宫的，通过调查摸底，探索出了一种支持农民办合作医疗，其办法是依靠集体力量，即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拿5角钱作为医疗基金，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。除个别因常年吃药的除外，群众每次看病只要交5分钱挂号费，吃药就不要钱了。我们村从1969年也开始实行合作医疗。

　　2、学生：那时的学生上学常常是坐在窑洞里，一个教室坐两个班级，早上点煤油灯，铅笔0.03-0.05元/支，学生作业本是在代销店买白纸每大张0.05元/张，买回来割成32K纸张，然后装订成作业本，每学期书本费用小学生是2-3元，初中、高中是5元左右，学生周末及放假期间都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如拾麦、打土坷垃、拾粪、割草等，小学生课程只有语文、数学，初中增加的有政治、地理、历史、物理、化学。课本知识比较简单，都是最基本的知识。

　　3、六九年实行忆苦思甜教育，如六九年我村在小刘寨生产队老砖窑厂召开忆苦思甜教育大会，我跟着爷爷去了，当时都让吃糠馍(谷子皮做成的馍)很涩，不好吃。我当时因为太饿还吃了两个，70年代学校常请贫农代表到学校做讲忆苦思甜报告，主要讲旧社会如何受苦，让学生了解过去，珍惜今天。

　　4、记忆中我的弟弟是1969年夏天得的脑膜炎，发烧40°不退。我们这里治不了，很多人让放弃，但我父亲坚持到郑州治疗，最后治好了。那时家里没钱，是我叔从部队寄回了30元钱救了急。我是1969年冬吃上了龙虾糖，当时我叔从部队回家探亲捎回来的，我们当地没有。1971年我在当地开封地区苟堂煤矿吃上了一次白馍(又叫洋面馍)，当时感觉真好吃!

　　今天回忆这段社会生活，其核心意义不是去复刻当时的物质匮乏，而在于提炼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内核和情感价值，为当下提供心理参照与历史镜鉴。

　　核心精神价值：1、自力更生的奋斗底色。在外部封锁与内部困难的背景下，社会普遍秉持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信念，这种在逆境中凝聚的韧性，是国家工业与农业基础得以建立的精神支柱，也是个人面对现代压力时可汲取的心理资源。2、纯粹质朴的人际信任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相对平均主义，削弱了功利性攀比，形成了邻里互助、夜不闭户的高信任生态。这种基于共同命运的紧密连结，弥补了物质短缺带来的焦虑，提供了强烈的归属感。3、集体主义的理想情怀：个人命运与国家建设高度绑定。“劳动光荣”不仅是口号，更是个人准则。这种超越自我、追求公共价值的理想主义，赋予了平凡生活以宏大的意义感。

　　现实反思与对照：1、对抗现代性焦虑：回忆并非为了否定进步，而是通过对比慢节奏、低欲望的生活的状态，反思现代快节奏、高竞争带来的精神空虚与人际疏离，提醒人们在物质丰裕中重拾内心的宁静与知足。2、铭记苦难，珍惜当下。通过重温忆苦思甜的历史记忆，确认当下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保障体系的进步。从而感恩现有生活条件，避免陷入无谓的怀旧陷阱或历史虚无主义。3、传承优良道德风尚：那个时代对诚信、节俭、正直的坚守，是矫正当前部分社会浮躁风气，重建社会公德的重要的文化资源。

　　理性看待，需客观认识到，那个年代伴随着物资极度短缺，选择权受限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动荡，回忆的意义在于取其精神精华(坚韧、真诚、团结)，去其时代局限(封闭、匮乏)，将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个人成长与社会和谐的正向动力，而非简单回归过去。(作者：河南省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村 刘保森)